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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双性恋都怎么样了 改变双性恋最好办法 　

　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双性恋的患者。我的老同学小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是心里变态，他坚定这是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最后，我向他介绍了有关双性恋的事，他才恍然大悟。

　　 1、 第一，双性恋在世界范围内是很正常的现象，它表现为不止对单一性别的人产生好感或者更多。

　　2、 第二，如果性心理发展过程遇到了挫折而走向歧途，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双性恋。

　　3、 第三，再确认自己是双性恋时。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正确地接触周围世界，努力地去跟异性交流，这一点很重要。再者，在遭遇感情挫折时勇于面对也是很关键的。还可以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或者其他媒介的东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良药。

　　有双性恋的或者同性恋者，他们更应该积极地接受心理辅导，健康良好地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和对待。

　　在中国，有许多女性生活在虚假的婚姻里：她们在婚后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这些被称为“同妻”的女子，以及她们的同性恋丈夫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这个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1]在微博上快速打下这些话后，罗洪玲，一位在四川大学任教的31岁女教授，从13层高的大楼上纵身跃下。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男同性恋，那么她的死只会成为重庆日报的地铁版面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而现在，她的死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妻”这个很少被大众了解的话题一时间得到了广泛的社会热议。中国有大概数百万的同妻，罗洪玲只是其中的一员。在她自杀的前一天，她的丈夫，程建生，在微博上公开向妻子道歉：“罗老师，对不起，我就是个gay。是我骗了你，骗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

　　虽然中国的法律在1997年就不再禁止同性恋，但直到2001年，它仍然被归为是一精神疾病的一种。2013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只有21%的中国人赞成同性恋[2]。就在今年三月，广电总局明令以“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3]为由禁止了影视作品中展示和同性恋有关的内容，并把同性恋和性虐待、乱伦等放在了同一条目下。

　　中国的公益组织“同志商务”[4]在调研中得到了一个略为惊人的结果：仅有18%的男同性恋已经向自己的家人出柜。他们父母这一代成长于毛泽东时代末期，基础教育受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影响。在当时，根本不存在性教育。《Wish Lanterns》(孔明灯) 的作者Alec Ash[5]在书中描述了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写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文化鸿沟是巨大的：“我的父母和出生在1880年的人没什么两样。”

　　一对爱侣在青岛拍摄结婚照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是一位研究同妻课题的顶尖学者。他办公室外的走廊没有窗户，灯也坏了。笔者只能打开手机闪光灯来找到他的办公室。

　　由于张教授研究的特殊性，他的办公室并不在学校里。他不得不搬到一个公寓区办公，办公室位于青岛市郊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在这里，张教授是LGBTQ社群中的英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也是全国第一位发现HIV在男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趋势的人。并且在说明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用任何歧视性的口吻。

　　张北川在办公室里

　　1999年，他对于中国酷儿社群的调研遇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点：一个女人哭着来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了。

　　张教授保守估计， 在中国至少有1000万异性恋女性嫁给了同性恋男性。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在类似的研究中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在1600万左右，而在耶鲁的人类学家张天天(音译)在2015年引用的研究数据则定在了1900万，这相当于罗马尼亚全国的人口。

　　根据张教授的研究，中国80%的同性恋男性都曾因家人要求和社会压力，而走进了传统婚姻。众所周知，社会稳定在中国是最基本的问题， 子女们要担负着赡养长辈的压力。对于LGBTQ人群而言，这些家庭义务施加给他们的压力使他们选择了不出柜——这也说明了像程建生这样的同性恋男子为什么会选择和一个异性恋女性结婚。

　　陈珏(化名)在看见丈夫手机里情人发来的信息后，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同性恋者。讯息里写着，“嗨，美人，你的身体太让我兴奋了。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别人碰我了。”尽管她一开始就无奈地选择了接受丈夫出轨的事实，但好奇心驱使她拨通了那个未知的号码。

　　“当然，我以为那是个女人。”她说。“但当我拨通那个号码时，我发现电话那头竟然是个男人。我想一定是打错电话了，又拨了一次，接电话的还是同一个男人……而他继续发这样的信息过来(给我的老公)。然后，我就知道了全部。”

　　她的丈夫拒绝与她离婚，他认为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她的父亲也同意了，并告诉她，她对婚姻存在着“不现实的幻想”。在他们有了年幼的孩子以后，她决定妥协，并且允许她的丈夫继续和情人交往——但她也同样要求她的丈夫再也不能和她同床。

　　2012年，她在浴室里发现了一瓶药丸。在百度上搜索了药物的标签后，她发现这是治疗HIV病毒的药物。她的丈夫已经成为了一名HIV病毒感染者。

　　张北川的档案柜里有十多年的故事，按照地区分类

　　张北川说30%的同妻会感染上性传播疾病。对于她们当中很多人而言，这正是她们如何发现丈夫和男人上床的。大约10%的同妻会试图自杀，他补充道。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指了指那一排排、从地上叠到天花板上的档案柜。那里面装满了上千封来自处于这样虚假婚姻中女性的信件。他最近开始在助手的帮助下整理这些文件，目前已经扫描了四万三千页了。

　　“这不仅仅是性少数群体内部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张北川说。